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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1 16:25 来源:有问必答网

  

  人民网北京12月26日电(陈灿)受国务院委托,文化部部长雒树刚12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我国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5年来累计完成可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项目1000余项,修复文物4万余件。  首先,新法明确了上议院与下议院否决决议的不同法律效力。

(资料由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提供)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栗战书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进一步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人大故事,更好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精神、提出中国主张,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另外,还有毛泽东、毛泽覃的岳父贺焕文,曾任中央政府的文印员;岳母杜秀,系叶坪列宁小学教员。只有像周恩来同志那样始终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开拓党性修养的新境界,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贯穿其中,将自律和他律统一起来,在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中改正缺点、纠正错误,不断完善自身,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革命精神,以清风正气感化人,以模范行动引领群众。

为了纪念周总理为中朝友谊做出的卓越贡献,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亲自指示在兴南化肥厂为他修建了一座铜像——这是世界上第一尊周总理的铜像,也是朝鲜境内唯一一座外国领导人铜像。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报告时介绍,经过一年的试点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效果逐步显现。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报告中建议,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加强安全防护;要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坚决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实名登记事项过滥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加报告中指出,当前,互联网已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相信他不会喜欢立一个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纪念大楼。

    必须坚持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不动摇。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系统工程。诗碑建成后,邓颖超曾亲赴日本,为诗碑落成揭幕。

  代表们认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的重大制度,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凝结着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于2016年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扩大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覆盖面,推动到2020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必须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邓凯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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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配套少资本 污水厂成“晒太阳”工程
2019-12-11 作者: 记者 杨迪 吴瑞 关桂峰 叶健 陈国洲 秦华江采写 来源: 经济参考报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城镇污水管网配套不足、建设滞后仍旧是各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由此导致部分新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效益,尤其是一批新建的乡镇污水处理厂成为了“晒太阳”工程。

  配套管网建设滞后

  部分地区水污染问题仍较为突出,根据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的反馈意见,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受督察的七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污水处理设施不足、污水直排或超标排放等现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城市还面临着配套管网建设滞后、老旧管网渗漏严重、设施提标改造需求迫切等突出问题,基础设施短板亟待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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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中,督察组发现:2016年末重庆市的54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有39座未按期建成,22个远郊区县没有建设污水处理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北京百善再生水厂因管网配套严重不足,2013年6月建成后长期闲置;上海市中心城区雨污混接导致每天约20万吨污水直排,对中心城区河道和长江口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建设,我国城镇污水处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达到2.17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2%,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85%。尽管如此,不同地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水平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从全国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欠发达地区;从一省情况来看,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情况又远好于县城和建制镇。

  过去五年间,我国主要城市的污水地下管网新建、改建工作明显提速。但总体来看,我国城镇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还处于“还账”阶段,省会、中心城市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一般县市,欠账问题比较严重。即使是在大城市,由于长期“重地上、轻地下”,一批新建污水处理厂因为管网不配套等原因“吃不饱”。

  重庆九曲河污水处理厂是2013年新建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0万吨。然而,从2013年试运行至今,其实际处理水量仍然在每天2.5万吨左右。这样的情况在重庆其他几座新建污水厂都不同程度存在。比如,设计日处理3万吨的水土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量只有1.5万吨;重庆果园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处理量仅为5000吨-7000吨,不足处理能力的一半。

  “现在是污水处理能力等着管网建设往上走。”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军说,一般情况下,城市主管网建设随着公路同步建设,不存在大的问题,但二、三级管网的配套往往涉及土地征拆和众多利益相关方,污水处理能力受制于管网建设速度。

  近年来,国家对乡镇污水处理能力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地新修了一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但乡镇管网建设相对城市更加落后,这些污水处理设施中,不少都面临成为“晒太阳”工程的风险。

  前不久的环保督察调查显示,重庆所有乡镇污水处理设施63%因工艺不合理等原因不能完全正常运行,而管网不配套是主要原因。四川省宜宾市共有168个乡镇,目前已建成生态模式为主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157个,占比达93%,但大部分因管网不配套或配套不完善,导致污水处理设施无法运行或运行不正常。

  2015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水十条”)中明确提出了“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造,2020年底前达到相应排放标准或再生利用要求”。今年2月公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再次提出,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倒逼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并在“十三五”末初步形成全国统一、全面覆盖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管体系。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大投入,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由“重水轻泥”向“泥水并重”转变,由“污水处理”向“再生利用”转变。

  记者梳理发现,“十三五”期间全国规划新增污水管网12.59万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规模5022万立方米/日,新增污泥无害化处置规模6.01万吨/日,新增再生水利用设施规模1505万立方米/日,在“十二五”末基础上分别增加42.5%、23.1%、160.7%、56.7%。据估算,设施总投资约5644亿元。

  老旧管网渗漏严重

  由于过去建设标准低、长期高负荷运转等原因,老旧城区管网“病害”问题突出。雨污混流、污水管错接到雨水管等现象,也加剧了污水直排现象。随着近年来各地管网改造向社区、企业等二、三级管网推进,改造难度也呈几何级增长。

  2015年,成都市水务局对成都中心城区2000年之前修建的1800公里污水管网做了一次检测排查,发现病害5000多处,主要表现为空洞、渗漏、塌陷等问题。也就是说,平均每公里有将近3处需要防治。

  记者在重庆、江苏、上海等地采访时也发现,老城区管网“病害”多,污水跑冒滴漏等现象非常普遍。重庆市建委城建处副处长古霞说,老城区管网配套原本就欠账多,再加上过去20年城市高速发展,一大批老旧房屋被推倒重建成摩天大楼,重庆主城区人口也增长到近千万,但地下污水管网却没有新增多少,老旧管网长期高压运行。

  基层干部反映,随着近年来各地管网改造向社区、企业等二、三级管网推进,改造难度呈几何级增长,尤其是老旧社区成了“啃不动”的硬骨头。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建设规划所所长林三忠告诉记者,老旧小区多是散居楼栋,没有小区物业,更没有维修基金,又不可能组织群众自筹资金改造管网,这加剧了地方财政负担,甚至超出了许多中西部城市可以承受的范围。

  此外,管网改造引发的社会治理难题也是许多老城区不可承受之重。老旧城区大多人口密集、道路交通拥堵,管网改造引起的道路开挖,对生产生活会带来很大影响。

  “十三五”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实现“提质增效”,需要继续加大对污水管网新建、改造的投入力度,并更多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和乡镇倾斜。成都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闫宝利说,管网建设点多面长,除了工程造价本身外,还涉及大量动迁工作,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层层配套,而西部地区越到基层配套能力越弱,希望国家的新增投入资金能更多向中小城市和乡镇倾斜。

  在进一步加大管网建设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应加大政府协调统筹力度,破解管网建设中的机制性难题。张军说,市政基础设施先行是城市建设基本原则,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协调机制,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先盖楼后通管网。各地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起规划、国土、城建、交通、市政等多部门参与的协调议事机制,将给排水、天然气、电信光缆、电力设施等都统筹起来。

  成都市水务局水域处处长郭浩说,目前各地有关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维护管理部门几乎都是分开的,造成“九龙治水”不相协调,且责任无法落实的问题,应加快城管体制改革,试点规、建、管相统一的模式。

  社会资本“有门难进”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主体责任在地方。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财力普遍吃紧。随着各地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融资模式,社会资本“加速快跑”进入污水处理领域,但社会资本想要真正“跨进门”,也面临着一些障碍。

  林三忠认为,各地必须要坚持“多条腿走路”,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还需积极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基础设施金融贷款等多种模式,并引导投资逐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事实上,污水处理等市政工程正是当前PPP的热门领域之一。近年来,因利好政策频出,我国环保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颇受资本市场青睐。社会资本“加速快跑”进入污水处理领域,有效弥补了当期财政投入的不足,但记者通过调研发现,社会资本想要真正“跨进门”,也面临着重重障碍。

  首先,一些地方的PPP项目暗藏“玻璃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变成了与地方国企、央企的合作,有悖于PPP的初衷。企业普遍反映,在PPP项目中,地方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参与者,最终还要充当“裁判员”。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国有企业来合作。

  “民营企业拿小项目容易,拿大项目难。”闫宝利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地方政府要考虑长远发展,因此更看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其次,投资回报偏低、盈利模式单一。记者从部分企业了解到,水务行业尽管收入稳定,但平均盈利水平并不高,总资产回报率约7%至8%;同时,开展PPP项目大量占用资金,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普遍较国有企业高,导致竞争力不足。

  第三,环保产业集中度低,存在无序竞争风险。上市企业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笠钧告诉记者,全国环保企业数量超过5万家,但2016年总产值不过4.5万亿元,平均每家不到1亿元,年收入超过3亿元的企业不足千分之八,92%的企业人员规模少于50人,集中度不高,存在着小而散、低价竞争等乱象。

  业内人士认为,产业加速发展将会逐步倒逼行业整合。“这两年说环保产业是蓝海,大家一窝蜂来做,污水偷排、处理不达标等问题就冒出来了。”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祖伟认为,现阶段我国环保水务市场发育不完善,缺少严格的监管体系,政府部门应加大对PPP项目的监管力度,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这也进一步要求政府明确自身在PPP项目中的定位:政府的职责在于规划、审批和监管;招投标、建设、运营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做。这已经是国外PPP比较成熟的经验。”李祖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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